分类：金融百科发布时间：2024-10-19 09:03:45阅读量：101343
TAG: 成都典当行可以典当什么 成都市华茂典当服务商行：我国现代意义第一家典当行的诞生
成都改革有胆量'/>
□张学国
作者简介：张学国，原成都市市长助理、成都高新区党工委书记，现已退休
1987年12月30日，成都市西域街72号门前燃放鞭炮，场面热闹。关闭30多年的当铺重新出现在成都街头。当时我不敢直接给当铺打电话，也不让他们在门上写斗打的“当”字。大招牌是“成都华茂典当行”。它的开业，宣告了我国第一家具有现代意义的当铺的成功诞生。
两个年轻人提议
您可以从莫斯科开车前往成都
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全面加速的“激情之年”。
1987年任成都市体改委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，分管经济体制改革工作。那年10月，一男一女两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来到我的办公室，小心翼翼地询问我是否可以支持他们开当铺。他们随手拿出一份报纸，上面有苏联开设当铺的消息。
这着实让我惊讶：“你什么都不会，为什么要开当铺？！”经过询问，我大致了解到他们是，女的叫黄福玉，男的叫赵克强，分别是公司的科长和副科长。经理。他们有营业部，不过生意比较清淡，店里也有空位。苏联开设当铺的消息给了他们这个想法。
我读了他们带来的报纸。那是一份《参考消息》，文章的标题是《莫斯科的当铺》。介绍称，当时莫斯科有8家国有当铺，典当余额为7800万卢布，每年上缴国库。利润达1000万卢布。在我国，解放初期，当铺与鸦片馆、妓院一起被消灭。现在想重新开业确实很难。
然而，在那段“激情岁月”里，敢于冒险、敢于尝试、敢于干的改革精神已深入人心。我们想既然莫斯科允许开当铺，那么在成都试开当铺也不是不可能的！想了想，我觉得作为成都市机构改革的主管部门，没有理由不支持这两个年轻人的实验。
讨论确定计划
“先上车，再买票”
我曾经主持过一个关于这个话题的研讨会，参加会议的人有几十人。他们几乎所有人，包括我自己，都只在小说或电影中见过“可恶”、“可怕”的当铺。还不错。会上，成都市工商局一位老副局长表示，他见过真正的当铺。他在讲话中特别提到，老当铺的柜台比人的头高，导致人们一进门就很难抬起头来。新当铺的柜台要低一些，最好面对面坐下来谈生意；现在两个月的时间太短了，应该不会少于四个月。在讨论中，大家都认为，当铺重新开业，新的东西就是服务。服务是核心和宗旨。当铺不能只以盈利为目的，必须通过服务赚钱。大家也认为，典当品的价值评估非常重要。估值太低了。容易造成“剥削”，估值过高，容易给公司造成损失，所以应该有专业的评估师。所有此类意见都会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理性的采纳。经过多次讨论和多次修改，最终形成了方案。
那年11月底，我们在讨论最终方案时遇到了困难。有同志指出，这件事关系重大，是特殊行业，需要经过批准才能开放。但对于这样一件在当时看来相当“资本主义”的事情，即使报道出来，谁能认可呢？我们担心，一旦提交审批，事情可能会遥遥无期，80%的情况都会胎死腹中。所以我建议，作为改革的尝试，我们可以先不要申请批准，而是支持他们先尝试一下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先上车，后买票”。如果错了，就会被关闭。责任由成都市体改委负责。如果成功的话，提交审批还为时不晚。经过大家的讨论，方案获得通过。
40多天的准备
中国第一家红色当铺的诞生
由成都市体改委牵头，市公安局、市工商局、西城区（现青羊区）政府等联合发布许可证。从提出开当铺的想法开始，只用了短短40多天的时间，就办完了所有手续，拿到了营业执照。
1987年12月30日，成都市西域街72号门前燃放鞭炮，场面热闹。关闭30多年的当铺重新出现在成都街头。当时我不敢直接给当铺打电话，也不让他们在门上写斗打的“当”字。大招牌是“成都华茂典当行”。它的开业，宣告了我国第一家具有现代意义的当铺的成功诞生。
成都首家当铺的消息一出，立即引起轰动。 《经济参考报》、中新社率先报道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国60多家媒体争相报道。国内外多家媒体称之为“新中国的红色当铺”。
作为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件大事，成都当铺的重新开业，被记载在邓小平同志题写的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十年》一书中。 《展望》周刊发表两篇文章评论当铺重新开业。文章特别提到，“成都的做法是有勇气的。改革开放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这样的勇气”。 ”
包括美联社在内的外媒最关心的是，为什么典当业重新开放不是在北京或上海，而是在成都。他们反复询问我们这起事件的政治背景是什么。他们只是说四川是邓小平的故乡，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在四川工作。他们有某种灵感吗？我们明确告诉他们，绝对没有这样的背景。我们的依据是党的十三大提出的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”理论。党支持我们大胆尝试，社会需要我们多方面探索改革。
开业第三天
大学生成为第一批顾客
刚开当铺的时候，大家都担心没有生意。结果生意情况比预想的好很多，三天就有生意了。
第一个进入当铺的人是一名大学生。学校快放假了，他想回家，却把父母寄来的路费弄丢了。那个时候，通讯还不像现在那么方便。如果他写信回家要钱，要等一两周才能收到钱，而且他很难向别人借钱。他听说西御街开了一家当铺，就拿着录音机走进了当铺。经评估，当铺给了他40元赎金。他高兴极了，花了35元买票，还剩下5元零花钱。他曾经为录音机的存放发愁：放在老师那儿，怕给他添麻烦；放在同学那儿，怕他把它弄坏。现在适合放在当铺里。一个月的假期结束后，他退还了赎金并扣除了合理费用，他又可以学习英语、拿着录音机听音乐了。
这次事件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，典当业只是一种商业形式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它被认为是服务业和第三产业。不应该有“资本”、“风”、“社会”之类的东西。问题。为了规范管理，避免恶性竞争，成都市还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典当商协会。
改革就是创新
成都吃“螃蟹”，其他地方效仿
成都的做法很快被其他地方效仿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仅仅一年后，全国典当机构就有近200家。 1996年4月，中国人民银行颁布《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经清理整顿，批准典当行1300多家。截至2007年上半年，全国共有典当行2342家，资产总额862亿元，典当销售额441亿元，上缴税金3.9亿元，行业从业人员2.1万人。
成都在改革中吃到了典当业的“螃蟹”。实践证明，这一探索是成功的、有益于社会的，为解决个人和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回想起这件往事，我的心里依然充满激动。值此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，我谨用这几句话，对改革开放富民强国的伟大决策表示感谢。希望这种改革精神能够继续传承并发扬光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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